宋、元有哪些训诂学家?宋代自理学兴起之后，大谈理性，认为搞训诂是“玩物丧志”。大家如张戴、程颐、朱熹等也曾写过有关的经注，但不以训诂为事，较有参考价值的有:程颐《易传》，朱熹的《周易本义》、《诗集传》、《大学章句》、《中庸章句》、《论语集注》、《孟子集注》、《楚辞集注》等。其中朱熹关于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即所谓四书的注，被元、明、清政府著为功令，影响最大。从训诂学的角度说，可采者甚少。
继承训诂之统的有邢*的《论语注疏》《孝经注疏》《尔雅注疏》和孙奭的《孟子注疏》。孙疏出于伪托，最为陋劣。
宋代疑古之风甚炽，各逞私意，自我作古，好些著述很难说对训诂学有什么好处。但陆佃的《埠雅》、罗愿的《尔雅翼》以及王洙、司马光的《类篇》，还是可取的。
金石之学是宋代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，起开创的作用，薛氏的《钟鼎款识》为其尤著者。这虽然不直接是训诂著作，但有裨于训诂，朱熹《诗集传》就曾援引过金文的“用蕲万寿”之言。
元代的时间不长，注疏之作不多见，胡三省的《资治通鉴音注》及吴师道的《战国策校注》是比较好的注本。 